“转变”大势所趋 “加快”迫在眉睫
——东西部代表会诊经济发展方式“转而不快”
北京,京西宾馆,房间里、走廊上、餐厅中,来自新疆、西藏和上海、江苏的全国人大代表热议着一个共同的话题—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。
转变经济发展方式,是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共同面对的时代命题、现实难题。东部地区在发展的“转弯处”怎样保持领先,西部地区怎样避免东部曾经走过的“弯路”,如何加快转变的步伐,人大代表在思考、议论着……
会诊:“转而不快”的惰性来自何方
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个新课题,只是国际金融危机使加快转变的紧迫性突显出来。一些代表认为,多年来,转变发展方式的步伐不快、效果不明显,在不少地方存在转变的惰性。
“主观上讲,转变难,源于对GDP的崇拜。中央在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同时强调,要转变‘唯GDP’的政绩观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上海市委研究室主任王战说,客观上讲,经济发展必定经历劳动密集型、资本密集型、知识密集型等不同阶段,中国的经济发展,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发展方式转变的普遍规律,但这个过程有快慢之分。
全国人大代表、江苏梦兰集团董事长钱月宝讲述了自己企业自主创新的艰难历程:“我们是家纺企业,当年转型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龙芯高科技产品时,遭遇了多重困难——招不到技术工人、贷不到款,最主要的是一些人认为创新成本高、风险大,不如专心搞老本行。”从“枕心”到“龙芯”,从传统家纺产业到自主创新的龙芯产业,转型发展的道路上布满技术瓶颈、资金困境、保守意识等一道道需要跨越的栏杆。
全国人大代表、西藏汽车工业贸易总公司总经理普布说,在企业层面,改变管理模式、运营机制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题中之意。企业不改革只能死气沉沉、没有前景,这在西藏已成共识,但现实中不少企业改制、改革的推进速度却十分缓慢。转变速度慢的背后,主要是改革的配套措施不到位、不周密,牵制改革的步伐向前迈进。
全国人大代表、宝钢集团新疆八一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峡说,西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难在两点:第一,西部的发展正处于利用自然资源、人力资源优势扩大规模、提高市场占有率的阶段,难以兼顾经济发展质量。而东部地区一些高污染、高能耗产业正在向中西部转移,这增加了西部地区转变发展方式的难度。第二,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句口号,需要“真金白银”投入购买设备、升级技术,资金瓶颈给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转变发展方式造成一定困难。
探寻:转变的路径怎样选择
东西部地区经济结构各异、发展阶段不同,决定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领域各有侧重、路径互有差异。
“今年举办世博会,对上海来说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契机。”王战代表说,世博会的口号是“城市,让生活更美好”,世博会在低碳经济、科技发展、城市管理等方面的先进理念、先进模式可以让上海得风气之先,促进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型,也可以对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起到典型示范作用。
王战代表曾经对西部多个地区的发展规划做过课题研究。他建议,西部省份生态脆弱、山多路远,走东部发展的老路成本高、代价大,也难以承接东部产业,但是西部地区环境资源丰富、文化生态多样,发展旅游业的潜力巨大。如果把旅游业作为战略性产业进行扶持,将对多个行业起到带动作用。西部在发展旅游业过程中,最主要的是把发展支线航空作为突破口,构建旅游景点的航空网络,破除交通瓶颈。
普布代表认同西部应该发挥自身资源优势,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判断,与此同时,他认为西部的旅游业也应该转型升级。他说,西藏旅游的季节性很强,夏季火、冬季淡,旺季旅游企业随意抬高价格,淡季又相互拼命杀价。应该规范旅游市场,培育大型旅游企业,提高西藏旅游的层次。
全国人大代表、西藏阿里地区行署专员达娃扎西说,西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自己的特殊内涵,一是改变农牧业相对粗放、落后的传统生产方式,增加农牧业生产的科技含量;二是西藏有丰富的矿产资源,要避免在开发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。
建议:攻坚战需要体制保障
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场攻坚战,要攻克转型升级过程中的种种体制障碍;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场持久战,要用体制创新为转型升级“保驾护航”。东西部代表共同认为,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体制改革打开“空间”、供给“能量”。
王战代表认为,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中,城市群的崛起促进了发展方式的转变,中国可以借鉴其经验。目前,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在加快,要特别着意构建城市群。但是,目前城市群的发展受到现有行政区划的多方面限制,应该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对城市群发展的阻碍。
赵峡代表建议,建立一种机制,限制东部地区落后产能向西部转移,鼓励东部在帮扶西部地区过程中,将先进的技术、设备、管理理念等移植到西部,提高西部的产业层次,形成东西部产业升级的协同效应。
达娃扎西说,近年来,牧区百姓为保护野生动物,牺牲了一些草场资源。草场具有维护生态平衡的功能,为鼓励牧民积极保护草场、野生动物,应该在牧区建立“草场生态补偿基金”,用体制、机制保障为生态作出贡献的牧民。
全国人大代表、江苏省宿迁市市长缪瑞林认为,淘汰落后产能、促进新兴产业发展,都需要政府部门进行有力引导,建议从财政、税收政策方面构建新的调节机制。